看《南渡北归》，有两章专门介绍民国才子刘文典。笔者孤陋寡闻，起初根本不知道刘文典何许人也，通过《南渡北归》全面认识刘文典，也佩服这位民国第一狂人。他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，儿子要卧轨抗议日本侵华，征求他的意见，他欣然支持。北平失守后日本人让他做事，他拒绝日寇的伪职邀请，宁死不屈。蒋介石视察安徽大学时，与他发生言语冲突，刘文典则回骂蒋是“新军阀”，宁可不当校长要保护学生，蒋气得给他耳光，他以牙还牙反给蒋耳光。这就是刘文典，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，还在民族危难之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，支持爱国青年。他的生平和事迹在后世被广泛传颂，成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不屈精神的象征。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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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（1889—1958），字叔雅，安徽合肥人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、教育家、翻译家。他的一生跨越晚清、民国和新中国初期，以学识渊博、性格狂狷、坚守气节而著称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中坚持独立人格与文化尊严的典型代表。

贯通中西的国学大师

刘文典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，精通日语、英语、德语等多国语言，广泛涉猎西方哲学、文学与社会科学。归国后，他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研究，尤其以对《庄子》《淮南子》等典籍的校勘与诠释闻名。其代表作《庄子补正》耗时十余年，汇集历代注疏，考据严谨，被陈寅恪赞为“校勘学之典范”。他的治学方法既继承乾嘉朴学的考据传统，又融汇西方实证主义精神，形成“以小学通大道”的独特学术路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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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等高校任教期间，刘文典以“狂士”风范闻名。他授课时激情澎湃，常以庄子“逍遥游”自比，推崇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其学术视野超越国界，曾翻译叔本华、弗洛伊德著作，试图以西方哲学反观中国传统文化，这种跨文化对话的尝试在当时极具前瞻性。

乱世中的文人脊梁

刘文典的“狂”不仅体现在学术上，更展露于对强权的抗争中。1928年，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，因学生运动与蒋介石发生冲突。面对蒋的质问，他直言：“大学不是衙门！”甚至讥讽蒋介石是“新军阀”，因此遭扣押。后经蔡元培等多方极力营救才得以出狱。此事轰动学界，被视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抗政治强权的标志性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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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期间，刘文典的气节更为彰显。北平沦陷后，日军多次威逼他出任伪职，甚至派已投日的旧友周作人上门游说。刘文典严词拒绝：“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！”为躲避迫害，他辗转南下，在云南的破庙中坚持著述，衣衫褴褛却笔耕不辍。友人回忆，他常以文天祥《正气歌》自勉，将气节视为“民族文化命脉所系”。

复杂的历史面相

刘文典的“狂傲”也引发争议。他自诩“古今真懂庄子者，唯我与胡适之”，却对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嗤之以鼻；他推崇陈寅恪，却与鲁迅笔战不休。这种矛盾性恰恰折射出民国知识分子的多元面貌：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清高，又有现代知识人的批判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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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后，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，虽不再有昔日的锋芒，但仍坚持学术独立。晚年他反思自己的“狂”，坦言：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，二者皆不可废。”1958年病逝，留下未完成的《说苑校补》，成为学术界的遗憾。

超越时代的文化象征

刘文典的形象，早已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。他的学术成就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生命力；他的气节抗争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中的精神担当；而他的“狂狷”性格，则成为对抗权力异化、守护文化尊严的人格符号。在当今价值多元的时代，刘文典提醒我们：真正的学问须以人格为根基，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在于“知道什么”，更在于“坚守什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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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故事，是一曲乱世中的文化绝唱，也是中国文人精神史上一盏不灭的明灯。

注：本文有AI成分，是一篇与AI的合作稿，本人进行了全面修改，不知道、不清楚部分采用AI提供内容，希望斧正。